作者：洪玮 2015-06-16
摘要：
黄骥，1984年生于湖南。200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的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拍摄于湖南老家，并获得2012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
昏暗的卫生间。14岁的留守少女红贵低头，一次次看到依然洁白的卫生纸，迟迟不来的月经让她焦虑，但无处化解。她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外出务工的父母，是弟弟接的电话，说母亲正在放洗澡水，之后打来，但那通电话并没有响起。
全文：
黄骥，1984年生于湖南。200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的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拍摄于湖南老家，并获得2012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
昏暗的卫生间。14岁的留守少女红贵低头，一次次看到依然洁白的卫生纸，迟迟不来的月经让她焦虑，但无处化解。她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外出务工的父母，是弟弟接的电话，说母亲正在放洗澡水，之后打来，但那通电话并没有响起。她长年住在姑姑家里，但姑姑嗜好麻将，没时间照看她。平常红贵和矿上的男生阿九要好，常用鸡蛋换回阿九刻的石头印章。流产后，性侵犯者带着一副正气、温暖关爱的神情来看她，她在病床上用尽所有的力气，将那块刻着“红”的石头扔向他。
即使在两年前就在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拿到最高奖“金老虎奖”，独立电影《鸡蛋和石头》在放映之后还是会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疑惑，观众在鹿特丹电影节这部剧情片的页面留言，说看到最后也不知道红贵腹中孩子是谁的，并抱怨“导演在问答环节还说线索很明显”;一种是赞叹，觉得镜头诉说得够好了，比如“多伦多电影现场”（Toronto Film Scene）评论“每一幕都充满思考，作用于影像叙事”，对故事的结局，则写到“红贵最后明白了在现代中国，作为一女人意味着什么”。
现代中国是太宽泛的范畴。导演黄骥关心的，是留守女童受性侵的问题，她想思考“存在”，观看内心。
“将那些碎片一块块捡起来”
黄骥望着不到十岁的农村少女，少女俯身蹲下，烧水的背影落寞。她知道，少女最要好的朋友是条小狗，但是之前她爱和屋前屋后的小伙伴玩耍。她看到她衣服上的扣子没了几个，拉耸着，一直没有人帮她缝上。那是2010年，决定要拍摄《鸡蛋和石头》的时候，黄骥回到老家附近做采访，在现实中寻找线索。“从表面看只是个内向的女孩”，但她是新闻中那起教师猥亵几个女学生案子中受害的女孩之一。
“她懵懵懂懂的，很多事情还不能完全意识到”。据此，黄骥把剧中人物的年龄提高到14岁，“因为14岁的女孩子，已经开始自己思考了”。红贵喝了姑父掺在葡萄糖水里的药物后流产，黄骥便将电影放置于事件发生的49天内，并设置了一张表格，去安排红贵每天所做的事情―49天是医学上药物停孕的最长时限，而这一段时间正是红贵无处诉说，只得自己消化、思考的时候。
1984年黄骥生于湖南益阳农村，父母南下广东，她算是第一批留守儿童。离开家乡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8年后，她回到家乡却总听到类似的新闻：乡村里女孩遭受长辈、老师的骚扰，那位不足十岁的女孩和当时的黄骥一样是留守儿童。
她决定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即使农村的房子贴上了新瓷砖，但有些东西依然没有改变，有些地方甚至恶化了”。传统农村的生产方式被淘汰，人们靠土地不再养得活自己，不得不外出务工，*********、麻将渗入越发空虚的农村生活，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疏于照料。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布的《2013―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显示，乡村是性侵儿童案件的重灾区。过去一年曝光的192起性侵儿童案件中，至少有106起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占总量的55.21%，其中受害最多的群体就是家庭教育、关爱缺位的留守儿童。
某种程度上，现存的影像表达，也难免“疏于照料”，习惯性地体现整个农村的权力和社会系统如何安置受性侵少女，却少有对少女内心的投射。女导演黄骥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表现在那样的事件之后，受害女性如何“将那些碎片一块块捡起来”。
要更好地视觉化各种情绪和心理，黄骥要去找更多的案例。大陆第一个预防性侵、援助遭遇者的公益网站“春风网”的创始人隋双戈博士，当时正在“春风网”发放问卷调查和访谈邀请，调查结果整理出版图书《揭露，为了预防：我国儿童性侵犯研究报告》。报告里的个案呈现出自卑、做噩梦、抑郁、过度警觉等创伤反应，此外，隋博士告诉黄骥，受害者往往喜欢黑暗。
这几乎决定了整个影片的基调。黄骥用纸箱把红贵房间的窗户封起，除了压暗环境，在影片一开始就给了观众提示―她在防备家中某人。最后，当红贵离开这个家，姑父将这道“防线”就如丢垃圾一般扯下丢弃。
现实和剧本总在交叉。演员都是在当地找的普通人，饰演红贵和阿九的演员确是留守儿童，这不用刻意为之，因为“整个村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留守儿童”。要红贵理解角色亦不难，因为她身边的小姐妹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演红贵的演员就叫红贵，电影里的红贵胸前总挂着钥匙，现实中的红贵也是，因为亲戚总不在家，她得自己开门回家，自己照顾自己。黄骥有时候就顺着红贵的演员本身的性格来，一起讨论，修改剧情。电影的结尾黄骥原本设计得颇为极端：红贵来月经了，把血放入了村井里。但这并不符合红贵的性格，她并不如此激烈，演员红贵说，她也不应该非常释然。最终她们不为结尾而结尾，只是拍红贵在洗澡的时候来月经了，面无表情地看着沾上了经血的手。一个周期始，一个周期终。
“不是我们的错啊”
“一个女孩子的心有时像鸡蛋一样，非常易碎，但是她遇到一些事情以后还是可以孵化成为一只温暖的小鸡，也或许会变成一颗坚硬的石头，变得坚强了。”她把剧本递给了《鸡蛋和石头》的制片人、摄影、剪辑大冢龙治。他也是黄骥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
这是一个乡村和少女的美丽包裹着愚昧与黑暗的剧本，大冢依然看出些端倪，问黄骥其中是否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即使交往6年多，两人关系亲密，但她一直没有提起过。她回答：是。想象中的风暴并没有来临，大冢非常理解她，并支持她拍摄《鸡蛋和石头》。2014年年底，在深圳华侨城创意园的放映会上，导演黄骥不回避《鸡蛋和石头》最初来源于自己童年受到性骚扰的经历。“尽管不是很严重，但心里总有一块石头压在那里。”对于黄骥来说，那些感受扑面而来;对于男性，是需要思考的，包括大冢。影片后段有一段长约五分钟的人流手术的镜头，把大冢难住了，他不知如何表现才好。最后他选择模拟红贵的眼看出去的场景，在这样的主观镜头下，红贵流产的痛让人感同身受。多数的影评总要提到“女性主义”。影片的呈现显然是有性别差别，甚至设置了一点点门槛，“比如一次次地查看来月经了没有，男性不懂那种焦虑”。因为没有拍摄和交代性侵犯的过程，也没有直接指出性侵犯实施者，一切都靠细节布下密码，女性往往很早就能意识到真相，不论是前后呼应的腰间钥匙声，还是被红贵击落掉下来的性侵者的眼镜都是提示。
影片中，几次可以直接指出性侵者的机会，都被片中的红贵吞了回去。在家，给父母打电话，最终没说;在学校，她在洗手台边检查掉下来的纸巾是否有血色，当然也没跟同学说，坚持参加体育课，直到那句“红贵晕倒了！”响彻体育场，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其中原因。或许，外婆知道点什么，拉着她念《血盆经》―相传妇女生育过多，触污神佛，死后下地狱要在血盆中受苦，要念诵此经才可躲过。其实，这部全称《目莲正教血盆经》的“经”是一部伪经，根本不存在于佛典中，小时候，黄骥的奶奶也带着她念过。
“你就会觉得这就是女人的错。但是拍了这个之后就觉得错的不是我，要害怕的也不是我。为什么我要害怕这件事情呢？”黄骥当年也同样“对谁都不敢讲，父母远离，在电话里怎么讲呢？”，“更何况，虽懵懵懂懂，却仍隐约知道这是一件丑事，怕被人耻笑”。
一直到这部电影完成，这种羞耻感才彻底消失。“就像是一个管道，把黑色的液体都输出去了”。在拍摄时，黄骥一直给自己打气，过去的那件事不是自己的错，但依然不够理直气壮。电影完成后观众的反应让她终于释怀。有人走过来对她说，自己曾嘲笑过一个受过性侵的女生，现在觉得非常后悔。也有人说：“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了，我不应该觉得是自己的错，谢谢你给我勇气。”
学者龙迪在《性之耻，还是伤之痛》中写道，“中国传统父权家族制下的女人的身体因具有生殖能力与性功能，对于婚姻、家庭和社会道德秩序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如果一个女人未能按照主流的道德行为规范运用自己的身体，无论何种原因都将受到谴责及惩罚”。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电影中，父权并没有直接来“惩戒”，反倒只有红贵流产后，姑母说，是“不光彩的事情”。
乡愁与哀愁
黄骥回到家乡拍摄，是对过去的回望而不是丑化。她是这么形容的家乡的：“位于高山上的它很美丽，天然原始中继承着许多落后与愚昧。”你很难分辨故事发生的年份―乡村本来就是被时间剥离的，“它存在于整个乡村社会，很难被外界改变”。即使是残忍的话题，影片依然充满少女的细腻和诗意。
影片里最有油画感的镜头是红贵坐在窗前，做她好朋友的绘画模特。侧脸，微微逆光，头上扬，好像心事重重，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在此之前，她一直不肯让朋友画她，“虽然她没有那么明确地想到要去死。但是，她那时候是否定自我存在的”。观照内心的时候，黄骥要一直挖到“存在”议题。最直接的是逻辑是，很多受到性侵犯的人都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否定自己“存在的意义”，更长的逻辑链条是：缺少教育和陪伴―无法具备独立自我意识―没有“存在感”和“我”，于是在性侵风险中不懂如何保护“我”。她给红贵和阿九设置了送遗像的情节，还有一段葬礼的戏，都在指向存在与生死。问题太复杂，最后的出口是，阿九把一幅遗像倒挂过来，这个玩笑让红贵笑了，生死、存在似乎没那么重要，于是答应了朋友画她的请求。
对于留守的孩子们来说，这部电影显然晦涩。黄骥选择更直接的行动来帮助他们找到“我”的“存在”。2014年的夏天，她开始在网上发起捐书行动，收集适合幼儿和小学生看的绘本和书籍。在深圳的放映会之前，她回到了“山里”，帮幼儿园园长建好了图书馆，召开家长会欢迎孩子们来看书。在那里的一个星期，她给孩子们上了三次绘本课，看着孩子们的脸，她还是会忍不住想，或许他们中的女孩，甚至是男孩，受过什么苦？不过让她高兴的是，图书馆里几本教育孩子保护自己身体的绘本很快被借走了。
2012年，黄骥在网上留言给隋博士，告诉他《鸡蛋和石头》获了国际大奖。在国外的电影节上，观众和评委们告诉她，其实这个议题是世界性的，儿童受性侵当然不只是中国有。
2011年电影拍摄完成后，黄骥发现自己怀孕了，也与多年的恋人大冢结婚。大冢说，“如果先有孩子，可能就没有这部电影了，她或许就会有了希望，往前看，不回头了。”
这些年来，黄骥工作时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在母亲与电影工作者的角色中切换自如。她依然怀念乡村的美好，她总提起家乡的风。回忆中总有取景时看到老人坐着吹风的画面，“不知道他们年轻时遇到过什么事情，但吹风的时候看起来总是平静”。她让风在电影里拂过红贵的脸，“那个时候，我觉得风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带走”。
（摄影：爱心菠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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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锐)
来源：春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