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侵犯、艾滋病大学生，这对大多数“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来说，应该是非常遥远的。然而，芸芸众生之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生命，他们本应该是花朵和阳光般的生活由于各种原因蒙上了阴影。《性之耻，还是伤之痛》和《青春要设防——与大学生谈艾滋病》把目光投向了所谓的“另类”，揭开了他们在社会的边缘艰难和坚强的生活图景。是的，了解他们才能帮助他们，伸出双手来，把阳光还给他们吧。

 受访者：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龙迪

 采访者：本报记者 李芸

 如果把中国家庭儿童性侵犯比喻成一个装满秘密的黑匣子，龙迪就是第一个打开黑匣子的人。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她将“儿童性侵犯”定为论文主题，并只身进入中国北方农村6个家庭进行调查研究。有着医学和家庭治疗背景的她，用细腻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笔调告诉我们，这些遭受了巨大屈辱的家庭在事件应对中的苦与痛，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理解和帮助对他们有多么重要。

 不像想象的那样罕见

 记者：儿童性侵犯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是社会的边缘，也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角落，那事实上儿童性侵犯在我国的发生率如何?

 龙迪：儿童性侵犯在一般人眼中可能只是罕见的“西方问题”。但近些年儿童性侵犯的案件屡见报端，新浪网社会频道每天至少有一则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父权和女性贞操，可以想象目前通过媒体曝光及向有关部门举报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相关的大规模社区人口调查，发生率没有严谨的数据统计。但是，一句话，儿童性侵犯现象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罕见。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儿童性侵犯并非少见，受害者创伤深重却求助无门”，受害儿童的普遍状况如何?

 龙迪：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是，现在我们最关注儿童性侵犯的行业是媒体。媒体报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敦促政府部门惩罚侵犯者、发动公众给予道义支持及经济援助。但儿童的创伤并未因此消失。当事件不再是社会热点时，他们也渐渐被遗忘。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专门部门为受害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我们迫切需要本土化的专业知识基础，为防止儿童性侵犯提供最有效的专业服务。

 在“痛”和“耻”中挣扎

 记者：在这个研究中你选取了中国北方的6个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能接纳你进入他们的生活很不容易吧?

 龙迪：是的，这6个家庭是我当时唯一能联络到、并允许我走进他们生活的家庭。6个家庭在北方城市的郊区农村——柴胡营(化名)，每家有一名女孩遭受性侵犯，她们是小学四年级学生。从2001年开始，在23岁的班主任男老师的威逼利诱下，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性侵犯。事情被披露后，我从2003年7月至2004年1月期间，先后3次走进他们的家庭，历时6个月。

 我要特别感谢参与研究的6个家庭，是他们以信任和勇气多次赠予我走进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的“入场券”，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家庭在回应及应对儿童性侵犯事件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需要。

 记者：这种事件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在书中您也用很大篇幅展现了他们13个月生活的苦和痛。

 龙迪：披露后13个月中，6名女孩无一例外出现了多种创伤反应，包括噩梦、害怕报复、焦虑、烦(怕)男人、学习成绩下降等症状，至少持续9个月。

 我认为最严重的是，性侵犯经历会破坏受害女孩对自己、对整个世界的信任。这确实不像我们被偷或抢了钱包，因为你起码知道那是个坏人。性侵犯通常发生在你熟悉、信任的人身上，这些本应该照顾你的人，譬如老师、保姆，却让你做不愿意干的事。受害儿童会丧失基本信任感，如果没有切实的帮助，很难从这种阴影中走出去。

 记者：中国人是典型的“家丑不可外扬”型，对“贞洁”更为在意，性侵犯的披露对于6个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和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龙迪：我把我的书命名为“性之耻，还是伤之痛”。6个家庭的经历实际说了两个故事，一个“耻”，一个“痛”。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是爱孩子的，一开始我们会看到孩子的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周围人会只记住“耻”，却淡化“痛”。另外我们所说的“耻”，是社会附加给他们的，是“责备受害者”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耻”不是他们自己选择做的。来自周围人的羞辱和责备，使无助的女孩无休止地承受创伤之“痛”。

 记者：虽然后来6个家庭从政府部门领取了2万元的补偿，这是6家在为孩子的未来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但家长包括社会对孩子的一些“积极”的努力都让人感觉是在黑暗中摸索，特别是他们似乎对于孩子的心理并不太关注。

 龙迪：是的，孩子们身边那些关心她们的成年人似乎并不习惯进入孩子的世界。家长们普遍认为，自己可以完全代表孩子的利益，而忽视孩子的意愿。6家都严禁家人讨论与性侵犯有关的话题，包括孩子的内心感受。所有家长都坚信，让孩子淡忘是唯一有效的创伤康复途径;让周围人淡忘，是唯一可能的消除名声连带影响的办法。譬如有的孩子想哭，但父母会说你别哭;有的孩子想说，但家长会阻止孩子说下去。孩子想哭想说的时候是希望在安全的环境中表达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要梳理自己的情绪。身边人应该倾听和陪伴，然后反复让孩子相信这些事都不是她的错。孩子的创伤经验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处理，都可能成为隐患。

 理解和关怀的社会氛围

 记者：你的研究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有关儿童性侵犯的探索性研究，通过这个研究，你对儿童性侵犯的救助有什么建议?

 龙迪：通过对6个家庭的研究，我看到了他们应对儿童性侵犯事件中遇到的困难和需要，处理性侵犯事件所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是极为复杂和艰难的过程。

 需要建立“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干预模式。香港地区的经验特别值得借鉴。在香港，任何专业人员接到举报，都要立即报告香港社会福利署家庭及儿童服务课的专责小组。小组委派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和警员对受害儿童进行联合访谈、收集证据、保证孩子安全。此后社署专责社工将召集影响孩子生活的专业人员，比如警方、学校、医院讨论如何配合保证孩子的最大利益，并根据家庭需要提供跟进服务，包括经济援助、医疗服务、心理治疗或家庭治疗等。中国内地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些是资源，有些是限制，需要对处理儿童性侵犯所涉及的所有部门的专业人员譬如警察、法官、医务人员、新闻媒体进行持续、全面的专业训练，使之能在取证时减少对受害儿童的伤害，各部门专业人员能团结协作，且能给予受害家庭恰当的援助。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关注侵犯者。西方和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侵犯者单纯地施以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终止和减少性侵犯的发生。让侵犯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接受教育和心理治疗，或许能更有效地保护孩子的安全。

 最后应该培育理解和关怀的社会氛围。受害孩子需要正常的社会环境，需要正常的学习、工作。书中6个家庭的孩子为了得到好的环境都转学了。但转学对受害孩子并不是好的方式。因为一个人换了环境后，精神压力会增加很大，适应环境需要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再有，转学会给孩子一个暗示，是由于她有错，所以她才要离开。现在一般的建议是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让她的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让孩子留在原有的地区，这就需要理解和关怀的社会氛围。我们应该作好社区教育，帮助家庭的亲属、邻居、同学理解儿童性侵犯现象，鼓励他们给予家庭和受害儿童理解和支持，营造消除创伤之“耻”、体谅生命之“痛”的社会氛围。

编辑：汪晓妹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