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极具代表性：伸向农村幼童的性侵恶魔之手频现

住在城区的嫌犯王冶，专门去农村拐带、侵害儿童，这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1、比起“儿童失踪案”，本案更是蓄意的“性侵儿童案”

雯雯失踪后，新闻评论里有两种猜测声音最多，一是拐卖儿童；二是仇家报复，这也是常见的儿童失踪归因思路。甚至一则绘声绘色的谣言开始流传——“王冶有个女儿，十多年前曾经与被害人的父亲谈过恋爱，最终分手。不幸的是，从此，王冶的女儿的神经开始变得不太正常。为此，王冶隐忍之下，仇杀雯雯。”然而，王冶被抓获后表示和雯雯一家并不认识。有《泰州晚报》的报道为证：“据王冶交代，10月3日，他沿途开车寻找作案目标。下午1点多，他混进新娘的娘家附近，将女童骗走并实施侵害。”在侵害过程中，因为女童的反抗，王冶怕事情败露，遂起了杀心。

从王某的驾轻就熟可以推测出，他绝不是第一次犯案。

2、性侵儿童案在农村高发，“侵犯后杀害”这种极端情形也并非一两起

王冶不是农村人，居住在泰州技术学院培训中心宿舍楼，掳走并侵害女孩的地点却在泰州乡下。通过腾讯地图发现，两地之间有20公里左右距离。王冶为何专门跑到那里去寻找目标呢？从泰州电视台的一段实地采访里，可以窥见二三。现场记者说，“这里地势偏僻，村里的水泥路宽度仅有一米五左右，汽车从这里经过十分困难。”地势偏僻，容易躲过耳目是其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农村，对儿童安全的防范，不管是意识还是实际措施都要比城里差了许多。近年来，不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一些统计数据都显示，乡村，尤其是留守儿童多的空心化地域是性侵的高发地。民间的“女童保护”项目发布的《2013-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显示，“乡村地区是性侵儿童案件爆发的重灾区。过去一年曝光的192起性侵儿童案件中，至少有106起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占总量的55.21%。”而江苏淮阴检察院的一个官方数据是，该院近3年共办理猥亵、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共14件17人，而猥亵、性侵对象是农村留守女童的占10件13人，分别占比71.4%和76.5%。类似数据有不少。

分别以“奸杀幼童（女童）”、“侵害+杀害+幼童（女童）”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一个惊人发现是，这两年有过好几起这类案件的公开报道，并且案发地基本都在农村，受害者多是留守儿童。且看这些新闻标题：《湖南6岁女童遇害案凶手落网 为同村未婚男子》《11岁留守女童惨遭奸杀抛尸粪坑》《男子奸杀留守女童后抛尸 曾涉2宗女童被害案 》……都是13、14年的新闻。雯雯本身也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当时亲戚家嫁女儿，“回门”的时候要凑够人数，于是雯雯和另一个小男孩就被拉去凑人数了。

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往，针对此类案件，许多人都在谈应该提高儿童的安全意识，不过这远远不够，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

1、黑手多是老辣的熟手，不能指望幼童跟他们斗智斗勇，否则国外不会连化学阉割都用上

提高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并且呼吁编写全国统一的性安全教育教材，这些都是很多有识之士长期在呼吁的。这些方法当然有用。不过，光是从潜在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还远远不够。最简单的反驳是，在被性侵儿童越来越低龄化的今天，不能指望一个小童能够和一个老辣的成年人“斗智斗勇”，“威逼利诱”的手段相当多。

更重要的是，侵童者往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周密谋划，形成自己的固定犯案模式。英国法证心理学专家Anthony R. Beech和Tony Ward等人联合出版了关于性侵理论的专著，他们的研究发现，乍一看像是冲动行为的性侵，其实有前兆可循：看似漫无目的的游荡→看桃色影片→寻找作案对象→在几次幻想、尝试，甚至成功演练后，会形成固定的路数。总之，在实施计划前，这些性侵者一般都在脑海里演练过很多遍，并通过实践修正和巩固出一套最适合自己、危险系数最小的行为模式。

无法保证心智远远不如大人的儿童不会被谎言、“鬼话”所骗，更不用说这个大人还是个老辣的“熟手”。难怪韩国等国要对性侵儿童惯犯用“化学阉割”的办法了。

2、何况大量留守儿童父母都不在身边，要做到普遍安全教育是一个美好但不切实际的愿望

教育学者李涛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一些教育工作者与司法工作者建议各有关部门联动，‘加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教育’。另外，还建议‘家长和学校相互配合，在放学接送等环节补充漏洞，消除隐患’。在笔者看来，上述建议存在严重的‘城市取向’，因而也有着简单化之嫌。”的确，父母都不在身边，谁来教孩子，谁来发现问题呢？光靠安全教育讲课简直是杯水车薪，也没有长期作用。在此类问题上，学校的作用也远远没有父母大。

1、国际经验乃最有效的是联动的社区性整体防范

公开报道的新闻中，性侵儿童的人往往是独身的中老年男子。这是有原因的。国外关于性侵有着比较充分的研究，一类叫“退缩型”，一类叫“固定型”。所谓的“固定型”，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恋童癖”，这类人往往由于幼年时期的伤害，而无法发展出成熟的性心理来，终其一生只能被“幼童”所吸引。“退缩型”则不同，他们的一生之中曾和成年妇女有过亲密关系，却因为一些情境上的压力（如长期失业、身体伤残等）失去了身为男人的信心，转而向不具威胁的未成年儿童身上找到性的满足感。在空心化的农村，青壮年都出去了，剩下很多精神空虚的中老年，这本是一大高危群体了，再加上王冶这样外地来的、冲着农村独特环境的人，更加问题重重了。而正是因为这类群体有其独特性，所以做针对性的社区整体防范很有用。

在美、加等国，有很多社区性防范经验。例如，性侵儿童者普遍是惯犯，所以预防再犯显得尤其重要，为了儿童的权利，犯案者的隐私权必须适度的让步，甚至在网络上公开可以查到这一区所住的有过案底的性侵者名单，让家长、学校等孩子的守护者们早作判断。还有专门的机构对于出狱之后的此类人员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评估，以达到抑制的目的。

2、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国际经验很难在本土农村实践

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的农村有其独特性。如李涛所言，在徒有“熟人”关系其表的当代中国农村，普通村民事实上更缺乏如城市居民基于异质逻辑中长期形成的对危险的天然警惕，由此也容易导致惨案频发。而“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使地方社区参与教育安全共治的空间非常有限；底层社会中不规范的劳动用工制度与较大的生存压力使底层家庭很难全方位照顾到子女的安全，更何况像性侵这样的偶发性危机事件更难预料；学校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有主动规避承担更多责任的内在诉求。

举个今年的例子，今年一月份，媒体报道，广西一名13岁留守女童遭18个中老年人长期性侵。吊诡的是，这不是一个罪恶被制止、坏人遭惩治的故事，反而是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所以，根本很难找出坏人来，坏人的犯罪成本很低，又谈何“社区性的全方位的防治”。

3、最需要呼吁的是“留守儿童”的减少，让他们能够顺利地跟随父母融入城市中去

一些针对性的研究认为，倘若母亲在身边，那么对孩子免于伤害是巨大的帮助。因为母亲更多地承担着抚养、照顾孩子的工作，也更容易看顾好孩子。

那么，到底是让母亲们回家还是给母亲们创造在城市带孩子的条件呢？以往的今日话题《“中国自杀率陡降”让人惊异 》提供过一个很好的视角，在以往，农村妇女自杀问题是中国自杀率高的主要原因，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进城务工，这些女性视野变得开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离开了既往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所以，即便让妇女们回家带孩子，村庄种种远较都市恶劣的生存问题也是一大难点。最重要还是能够让孩子们跟随父母一起更加便利地在城市生活。这在我国香港地区也有例子可循。在粤语地区，类似王冶这样的人被称之为“金鱼佬”，这是因为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香港的纺织、制衣等新工业兴起，公共屋村里，大量的妇女出门去工作，留下孩子在家。期间陆续发生了多宗未成年女童被猥亵、强奸的恶性案件。一个系列案件中，有个中年男人用“看金鱼”为由头，诱拐孩子去性侵。事件暴露之后，这样的男人被叫作“金鱼佬”了。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真正的“金鱼佬”越来越少，成为一段“都市传说”。

（文章来源：腾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