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性暴力问题现状

在妇女与性暴力防治议题上，从1995年至今，台湾最值得称庆的是，近年通过了几项重要的法规，包括1997年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9年修正通过《刑法第十六章防害性主罪》；2001年通过《两性平等工作法》，对职场性骚扰亦有所规范，让台湾妇女在对抗暴力上多了较完善的法令保护。这些法令能在近年内顺利三读通过，除了因妇女人身安全问题愈形受到重视的环境因素外，民间非政府组织在法令修订过程中所做的努力绝不可忽视。

近年来台湾地区所发生的强奸案件，以刑案统计，1989-1998十年间的平均数为985件（实际案件估计为官方统计的7-10倍），从1995年以来即呈现急速上升状况。1997年由于性侵害防治法通过，在有关单位关心、被害人报案意愿增加、侦办人员的投入，出现了学理上所谓的关心效应，使性侵害案件持续增加。1999年性侵害案件统计，各县市性侵害防治中心通报有4,321件，警察单位受理的报案件数有2,062件（其中女性占98.3%，更有半数受害者年龄集中于12-18岁），创下台湾近年来性侵害案件之最高峰。除了官方统计外，综合台湾学者专家的调查研究，台湾地区强暴犯罪的发生约在0.6-4.7%之间。

二、台湾反性暴力运动的发展与成就

台湾于1997年政治上宣告解严，许多民间团体蓬勃相继成立，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关心妇女人身安全的社团，如现代妇女基金于1988年成立《妇女护卫中心》，除了受理性侵害不幸妇女的申诉外，也对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与心里咨商服务。1994年励馨基金成立《蒲公英关怀中心》，开始关心性侵害个案，陆续推动“找到她，医治她”及“成为性侵犯受害者重要他人”(2)等社会行动，鼓励受害妇女求助与接受治疗。

1996年12月16日，为了哀悼彭婉如女士(3)受害，由妇女新知基金会、现代妇女基金会、妇女救援基金会、励馨基金会、晚晴妇女协会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等许多团体发起《纪念彭婉如全国妇女夜间大游行》，以争取妇女夜行权为诉求，参加人数达到万人。再度引起社会各界对妇女人身安全问题的关心。　

数天后，12月31日，在数位女性立委及专家学者努力奔走下，《性侵害防治法》终于由立法院三读通过。该法明定政府中央应设立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各直辖市政府和县市政府应设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保护被害人之权益，防止性侵害事件之发生。由于性侵害防治法的制定，使得各级政府有预算、有人力来执行保护受害人，及对性侵害加害人实施身心治疗及辅导教育。此时性侵害防治工作总算有较完整之法制化依据。

从法务部统计，1997、1998年各地方法院检察署侦办性侵害案件，起诉率平均为58.5%。获不起诉处分者，其不起诉理由大都因强奸、猥亵等性侵害罪采告诉乃论，其中67%以上为撤回告诉或已逾告诉期间者，30%左右为犯罪嫌疑不足者，余为对于被告无审判权者、被告死亡者、实效已经完成者等。

台湾刑法自1935年修正后，一直将性侵害犯罪认为是侵害社会善良风俗之行为，而将其列入妨害风化罪章，也因有损妇女名节，恐受害人曝光，而采告诉乃论，不告不理的政策，使整个社会都视强暴是对名节的损害，使得被害人羞见人，而不敢报案，被害人不仅遭受强暴创伤，也承受名节的失落与社会的歧视。在此问题背景下，1998年，立委积极联合法学专家与妇女团体推动将性侵害改为非告诉乃论。1999年，立法院将实行六十余年的《刑法妨害风化罪章》中有关强奸部分修正为《妨害性自主罪》，将强奸罪从原来妨害风化罪改为妨害性自主罪，除了修正强制性交罪被害人得为男女外，也提高加重强制性交的罚责，同时也扩大加重强制性交罪的范畴，对性交定义的放宽，并将强制性交从告诉乃论改为公诉罪，而且夫妻间可成立强制性交罪，但得告诉乃论。此次修法加重对强制性交加害人的处罚。

在修法过程中，对于将妨害性自主改为非告诉乃论，有不少反对声音出现，主要论点为：社会对性侵害问题观念若未改变，冒然运用公权力介入处理，可能无法到达保护目的，反而更易造成二度伤害；其次，整个行政体系恐怕也无法消化因改为非告诉乃论后，检警需主动侦办激增的业务量，而后果则可能是不良的“服务品质”，此也是二度伤害的来源之一。

当时论战的正反理由如下：

一、反对非告诉乃论的理由（反对者的身份以检察官、警察、法官为多）

1、护受害人，但也让受害人有恐惧感

1.1改为非告诉乃论，反而会使国家公权力不当介入人民私密空间及情欲自主的私领域；

1.2法律非万能，应先教育社会接纳受害者，否则受害者可能更不敢站出来，且会带来伤害；

1.3被害人可能因曝光而自杀；或者加害人因怕曝光而杀害被害人；

1.4告诉乃论尚可能和解获得赔偿，现在案件无法撤回，被告自然不愿支付赔偿金，使被害人落得人财两失；

1.5受害人无选择告或不告之权利，不见得公平，反而会增加无法撤案的恐惧；

2、执行困难

2.1.被害人若不合作，公诉也没用；

2.2.只会加重检察官追诉案件，无法增加定罪率；

二、主张非告诉乃论的理由

1、告诉乃论多以情节轻薇且对社会公共安全影响不大者为限，而性侵害是恶性重大犯罪，实没有理由采取告诉乃论；

2、采告诉乃论将追诉罪犯问题与名节、二度伤害问题相提并论；

3、采取告诉乃论使社会一直落在传统贞操观念上，不思改进，强化被害人及其家人的羞愧感，对被害人及其家人都不公平；

4、采取告诉乃论使政府忽视对被害人的责任，使被害人受到各种压力而撤回告诉，使先前用心侦办的检警受挫折，而怠于办理此类案件，产生恶性循环；

5、采取告诉乃论使加害人心存侥幸，甚至发生有钱不必坐牢、没钱要坐牢的不公平现象，有损法律尊严。

6、采告诉乃论，无异于给加害者护身符，为逃避刑责，对受害人威胁利诱，使受害人一再受到伤害，助长性犯罪。在正反理由激辩之际，有立委委托民意调查公司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有7.5成的民众赞成将性侵害改为非告诉乃论，最后在社会大众的支持下，后续修法进度顺利进行。

三、刑法《妨害性罪章》法案在修订过程中的助力因素

1、前制定《性侵害防治法》，对刑法修正妨害性自主罪章做好铺路工作，反对性侵害改为非告诉乃论者，所持理由是受害者在诉讼过程中，可能会遭遇二度伤害问题，而1996年通过的性侵害防治法中，即已制定多项保护措施，成为说服反对者之最大利器。

2、民众观念的改变在近几年陆续推动多项妇女保护相关法案过程中，社会观念逐渐受到教育，故在民调中获得75%的民众支持，成为化解反对意见的关键；

3、民意代表、学者专家、民间团体合作金三角，由专家研拟法案，撰写说帖及参与辩论，使法案得以顺利推动；

4、相关团体近几年来培养出合作默契、学习国会游说，使组织动员更有效率。

四、反性暴力运动推动法制化后的反思

台湾民众团体在性侵害防治的法制化运动上，这几年虽有长足进展，然而法制化通过后，却也出现一些瓶颈，据笔者观察有以下几项：

1、在这些法案制定时，由于民间团体容易掌握人心急欲改革之力量，再透过适当的组织动员策略，往往可以造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迫使立法、行政机关妥协专家学者与民间机构之法案；然而，一旦法制化，交由国家公权力执行后，民间团体在监督地方政府落实执行时，却发现没有什么着力点，面对政府敷衍交待的态度，民间团体反而失去未立法前的活力，这种立法前后二极化现象亟待民间团体反思。

2、从这些法案运作过程来看，其政策是从精英向下流至民众，由于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先进”于一般社会文化价值，因此在实际执行中难免有一段无所事从的时期，而此阶段需仰赖行政部门（往往正是立法过程中的反对势力）以立法精神为准绳，尽最大资源能力落实执行，但若在立法过程中并未充分说服这群未来的执法者，势必影响执行成效，故“战场”不只是在立法院抢关通过即达成目的，实际上应将“战线”拉到其后的执行层面，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政策制定者应以教育行政、执法人员为最大任务。

3、此外，民间社会福利团体，多着眼在受害人的保护工作上，故将大部分心力用在社会体系之改革上，相比下，忽略其他系统的责任，而台湾社会福利主管机关内政部，其层级太低，也难以与其他系统如司法、卫生体系进行协调，以致难以建立一个完整、合作无间的保护体系。

谨分享以上对台湾妇女团体推动反性暴力法制化运动的经验与反省，提供其他东亚国家之借镜。东亚妇女团体在反性暴力行动中，未来可成立“东亚反性暴力联盟”。

注释：

1 作者为台湾励馨基金研发室主任 考虑到两岸关系，编者对作者原文略作一些文字上的改动。

2 “重要他人”意指与幸存者相关的重要人，包括父母、配偶、师长、朋友等，以及对其可发生重要影响的可能人士。性暴力幸存者最亲密、最直接的支持者，应属周遭的亲朋好友。我们的经验，这些人如不了解幸存者的内在创伤与需要，往往也会成为二度伤害的人，例如，给予受害者猜测与怀疑、拷问与责难，或以“忘了吧！”之类的“错误关怀”，让受害者更误认自己“有问题”，而这样的伤害可能不下于加害者所造成的伤害。励馨基金会推展“重要他人”概念，是期盼社会大众都能成为幸存者的“重要他人”，避免对受害者造成二度伤害。并把“重要他人”概念推展至相关的医护系统、检警系统、法院、媒体乃至每一个公民，认识性侵害议题，学习体贴幸存者。（励馨基金会网站）

3 彭婉如生前系民进党妇女部主任，1996年11月31日晚在台北被奸杀。“妇女安全”问题是其生前呼吁的妇女权益之重要议题。

编辑：黄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