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抵制性骚扰不容易

　　现实生活中，女性面对性骚扰，想要说“不”并不那么容易，一来对方常常是上司，在就业压力大的环境中，怎敢轻易得罪；二来除少数地方法规外，国家法律未对性骚扰有明确的定义，骚扰到什么程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性骚扰成立后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等都无法可依；三来，也是最重要的，受不了社会舆论。在传统观念中，这种事情一旦捅出去，人们总是责怪受害女性衣服穿着暴露、不谨慎，认为此人作风肯定有问题，世上女人那么多，为什么骚扰你而不骚扰别人？对性骚扰的评议由此上升到对道德层面的审判。

案例1

　　频受夜半来电骚扰

　　上了法庭两败俱伤

　　陕西省妇联权益部部长赵玉玲至今清楚地记得季女士的故事，这也是她较早接触的有关反性骚扰的案例。

　　1999年初夏，两次起诉领导性骚扰均败诉的季女士找到赵玉玲，讲述了自己的不幸经历。

　　季女士说，从1998年上半年起，她家经常半夜响起电话铃声，每次都是同一个男人对她进行言语上的骚扰。平静的家庭生活就此被打破了，丈夫开始对她不满，怀疑她在外面品行不端。

　　季女士愤而找到电信局，对夜半来电跟踪发现，这些电话竟来自上级领导的座机和手机。拿着电信局的通话记录单，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季女士把领导告上了法庭，却因证据不足以及当时社会对性骚扰的认知程度低而败诉。

　　这场官司令季女士的家庭遭受到严重危机，丈夫和她关系僵化，而季女士一出门就面临旁人的指指点点，被迫调到了别的单位工作。尽管丈夫最终相信了她的清白，但这件事还是给夫妻关系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案例2

　　义无反顾为抗争

　　输了官司赢尊严

　

　“你看我是不是很显老，其实我才28岁。”有着一头柔软长发的文静坐在笔者面前，神情忧伤地说。

　　1月19日，文静向学校请假，专程来北京参加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办的关于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的国际研讨会，她在会上现身说法。

　　“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成为反性骚扰官司的主角而一举成名。”文静是重庆市巴南区的一位小学老师，这个本希望在学生中传播园丁美名的女子，却因为与所在学校的校长打了一场反性骚扰的官司，成为媒体频频报道的对象。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先是私下协商，继而向上级教育部门写检举信，最后走上法庭打官司，但两次均败诉。

　　文静至今记得那一段“水深火热”的日子。两年间，文静离了婚，与5岁的儿子被迫分开，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在无数部门间跑断了腿，阅尽了人间脸色，听够了流言蜚语，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维护一个女人的尊严。

　　文静告诉笔者，校长对她的性骚扰持续了数年之久。此人经常给她发短信，有些内容十分露骨，比如“我需要你”、“好想吻吻你”、“不能让你动情，是俺今生最大的悲哀”等。因为害怕得罪领导，文静一直没有声张。直到2005年6月，前夫无意间发现了校长发给她的短信。

　　起初，文静的父母、前夫、婆家都站在她一边，相信她的清白。前夫先是和她一起同校长私下协商，请求对方停止骚扰；不成之后，前夫又支持她向上级教育部门检举。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小小的县城里，文静的家事成为人尽皆知的故事，前夫每到一处，都有人不停地向他打听这件事，并发出各种各样的议论。前夫感到男人的颜面、家族的荣誉都受到了挑战。夫家虽然绝对信任她，可是并不希望过这种被别人指指点点的生活。

　　终于，2005年10月，在文静第一次向法院提起性骚扰诉讼1个多月后，前夫在同一家法院和她打起了离婚官司。前夫向她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继续告下去，要么离婚。“他在电话里说，文静，我实在承受不了社会的压力，如果你现在撤掉对校长的起诉，我也马上撤掉离婚起诉，回家好好跟你过日子。否则，我只有和你离婚，带走我们的儿子。”文静对当时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

　　文静思前想后：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如果撤诉，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吗？周围的流言能消失吗？丈夫和自己能和好如初吗？结论是否定的。

　　看到文静坚定如故，前夫不得不和她结束了婚姻。“反性骚扰这种事，站出来不容易，想退缩更不容易，而要想改变周围人的看法更是难上加难。”文静感慨地说。

　　“其实我真的特别理解前夫，并不怨恨他们。这是一条艰难的路，只是除了我父母，他们最终没能陪我一直走下去。”话虽如此，文静眼中仍然充满了不尽的悲伤，“如果他们能一直站在我身边，也许我受到的伤害会小一些。”文静的枕边放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这是为儿子织的，有空时就织几针，儿子现在是她最大的牵挂。

　　让文静更为伤心的是，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社会上到处是不理解和不支持。她曾联合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一起写检举信，可是在各种压力下，这些老师最终不愿意为她作证，敢于站出来的只有文静一个人。同时，文静还承受了大量的风言风语：这个女人是不是自己也不正经啊，这么不光彩的事情还闹得人尽皆知！

　　“我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尊严，最终迫于无奈才走上法庭，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当初周围人对我的支持多一些，我想我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文静说。

　　尽管得到了北大妇女法律中心的法律援助，去年9月，文静的官司终审还是败诉了。“不过，我虽败犹荣，我在周围人眼中赢得了尊严。”文静说。她仍在原来的学校教书，而骚扰她的校长已调往他校任职，新来的校长对文静很好，也很尊重她。

　　文静现在只想忘掉这件事，“我觉得我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与同事的关系也很融洽，我现在过得很好。”这个重庆女人坚强地说。

　　专家

　　家庭社会需宽容

　　携手拒绝性骚扰

　　伊丽莎白是美国加州旧金山市法律援助协会雇佣法中心律师。她告诉笔者，即便在美国，也不是所有家庭都支持女性站出来反对性骚扰和打官司。在她所代理的一些案子里，女性并不能就此事和丈夫、孩子很好地沟通并得到充分理解，有时，她们只能依靠律师来维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媒体工作者并开始关注性骚扰，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她们更能理解女性权利受到的侵害。我们也在开展各种培训，以帮助媒体工作者更好地理解性骚扰，这对改变社会的整体意识有好处，我建议中国也多多开展类似的培训。”伊丽莎白说，

　　对此，北大妇女法律中心副主任徐维华表示，社会的认知程度越高，女性反性骚扰的能力就越强，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让性骚扰行为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人喊打。

　　赵玉玲还为女性抵制性骚扰给出了3剂良方：一是要敢于斗争，面对骚扰，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二是要及时向家庭求助，夫妻的合力远远强过妻子一人的抗争；三要善于斗争，讲究策略方法，要斗得对方有苦说不出。

　　“许多女性面临性骚扰，既不敢公开抗争，也不敢跟家人诉说，殊不知越拖越严重，所以一定要大胆地与之斗争。而家庭和社会也一定要给女性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做女性坚强的后盾。”赵玉玲说。

（ 编辑：Alice 邹琪琪)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