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什么凋零？

——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费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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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２分钟就有１人死于自杀，８人自杀未遂。而其中青少年所占比重正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近年来由于中、高考临近，一些考生迫于升学压力跳楼自杀的新闻也不时见于报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已刻不容缓！５月３１日，北京市多方联手举办的“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家座谈会上，费立鹏教授作为与会代表之一作了《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的报告。会后，记者针对报告内容，结合当前实际采访了费立鹏教授。

记者：您曾提到影响青少年精神健康状况的多因素模型，其中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环境、校园环境、同伴、社区环境等，而从“１０～１９岁青少年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前１年内经历的负面生活事件”的表格中可以看出，“与父母（继父母）不和”这一因素占了最大比重，那么，对此我们的父母和孩子分别应该做些什么？

费立鹏：这不是简单的“做些什么”的问题。应该说，学校也应该参与进来，帮助协调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分歧是肯定存在的，有的是父母本身的原因，有的则是孩子的性格使然。关键是怎样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都要互相沟通，主动交流思想、意见，不能等问题出现了才去沟通。总之，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矛盾不去解决。

记者：从您的报告中得知，１０～１９岁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因心理问题接受治疗的种类分别有求助精神科医生和求助西医两种，但其中也有９０％以上的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从未就诊，他们不愿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改进这一状况？

费立鹏：原因有３点。一是不知道自己有心理疾病；二是知道有，但害怕周围人的歧视和排斥，于是就放弃就诊；三是没有求助机会。

至于如何改进，一是普及健康知识，让青少年认识到自己是否存在心理问题；二是改变态度，使因心理问题就诊成为正常不过的事；三是在农村扩大医疗服务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

记者：从“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中国５至２４岁年轻人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这一表格中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体而言，农村人数高于城市人数，年龄大的人数高于年龄小的人数，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费立鹏：中国的农村人口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３倍，在年轻人中这一比例更大。农村高于城市这还是上面提到的医疗条件的问题，是由于抢救措施不当、医疗水平有限等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

年龄大的死亡人数多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各种外来压力的影响增加，而且逐渐对“生命的意义”产生自发的认识，有的认识是错误的，就可能导致他们自杀行为的发生。

记者：对自杀未遂的青少年应进行怎样的教育？

费立鹏：首先，不应该歧视、批评他们，而是要关心、关怀他们。尤其是学校不能因此让他们退学或者休学。另外，要让他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扩大他们的社会认识网络，而不是因此缩小其社会认识网络。

记者：如何减少周围亲人、朋友自杀行为对孩子的负面影响？

费立鹏：学校应该采取措施，重点地帮助这些孩子，同时要恰当地处理好“度”的问题。朋友、同伴、亲人要善于发现孩子有没有因此而受到干扰的情况，要让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愉快地投入生活中。

记者：您能不能再详细地论说一下您提到的“学校自杀预防计划”的内容？

费立鹏：好的。大体上有“学生的心理卫生教育”、“培训教师和父母具备基本的心理卫生技巧”、“聘请一名受过适当培训的学校心理咨询员”、“与精神卫生专家建立会诊联系”和“制定一套学校心理危机的处理方案”等几个方面。我想说的是，学校要有快速反应的能力，遇到创伤性事件发生后要处理得当，并应制定具体的措施，还要学会如何就类似事件应对家长和媒体。当然学校也应该加强教师和学生在此方面的教育。

记者：最后请您就如何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作几点总结性的建议。

费立鹏：有５点。

1，为提高求助率，宣传心理卫生的基本知识并建立创造性的措施来减少对心理问题的歧视；

2，取消那些目前使用但无效或有负面影响的措施；

3，按照科学的原理制定、评估、推广和监督一个全面性的、长期的提高青少年心理素质的计划；

4，由人大代表动员各个部门和社会积极参与计划的步骤；

5，投入足够的资源落实制订的计划。

 编辑：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