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人教过他们这方面的知识，许多孩子不知道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属于性侵害，在遭受性侵害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

  云南省姚安县某小学有13名学生，仅有一名教师。2002年9月至2003年11月，教师李枝红先后以安排学生烧开水、做饭、辅导作业、帮助认字等借口，将6名7岁～9岁的女学生单独骗至宿舍进行多次奸淫，然后给孩子们几毛钱或几颗水果糖，威胁他们不准告诉外人。后来又给每个受害学生家长200元，让他们带孩子去看病，以此来阻止他们向警方报案。最后终于有一名家长带女儿走进了派出所，李枝红很快被警方拘留。

 “从我们收集和媒体报道的案例来看，性侵害多数发生在农村小学。我们认为，农村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中国妇女报云南记者站站长、资深记者梁苹说。

　在农村，受到性侵害的14岁以下女孩占多数

　不久前，梁苹和一个小组刚刚在云南省石屏县龙棚乡的4所小学完成了一项帮助农村儿童预防性侵害的教育培训项目，让孩子们学习了解自己的身体，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从而有效预防性侵害。项目所取得的成效，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多年从事性教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不曾有过性教育的学校开展项目是困难的；但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锲而不舍，禁区就可以打开。”梁苹说。

　这个项目的开展与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1996年开展的项目“认识你自己―――青春前期性健康教育”有关。从1996年至今，梁苹一直参加这个小组的工作，这期间，他们曾到农村做过问卷研究和个案访谈。调查显示，在农村，受到侵害的儿童年龄都很小，14岁以下的女孩占多数；侵害者大多是孩子们熟悉的人，如邻居、亲戚、老师或家人。由于被侵害者不敢或不愿公开此事，侵害者连连得手。

　“被侵害者都年幼无知，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容易被欺骗，而关系亲密的人更具欺骗性。孩子在被侵害后，首先想到的是不让别人知道，否则将来无法做人，这使得这类案件发案率高而举报率低。”梁苹说，农村孩子由于居住遥远而住校，家庭的亲子关系不如城市那么紧密；而且农村的家长更信任老师，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老师，老师有绝对的权威，这就使一些品质恶劣的老师有了可乘之机，侵害学生的事件频频发生。由于没有人教过他们这方面的知识，许多孩子不知道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属于性侵害，在遭受性侵害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些农村老师因讲授性知识被称为“黄色老师”

　2003年年底，在香港“社区伙伴”的资助下，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培慧小组在云南石屏县龙棚乡的4所小学，启动了以预防性侵害为重点的小学性教育项目。梁苹说：“其实农村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希望从课堂上学习性知识。但是在农村，性教育不仅缺乏而且极具挑战性，由于对农村孩子谈性的难点来自于老师内心的障碍，因此农村孩子很难获得保护自己的信息和能力。”

　正如项目小组所预料的，培训一开始就遇上了来自老师的阻力。老师们强调，小学没有性教育的教学任务，如果在小学开这样的课，家长甚至整个地区都会责难他们，以往就发生过老师给学生上性知识课后被叫成“黄色老师”的事情。课程中每当出现与“性”有关的内容时，老师们采取的办法都是让学生自己看，从不在课堂上讲。

　经过小组成员的一再努力，20多名老师接受了首期培训。尽管培训的核心内容是转变教师对预防儿童性侵害教育的态度，鼓励教师承担保护学生的责任、勇敢接受在小学开展性教育的挑战，但是当培训进入到与性有关的内容后，课程中反复出现了性器官的名称。虽然培训者一直试图活跃气氛，但从老师们目不斜视、正襟危坐的姿态中仍然可以看出他们的尴尬和被动。一名小学女教导主任，上了第一堂课之后表示再也不参加这个培训班。

　“老师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更强调孩子的需要，打破禁区需要勇气，更需要适当的方法。”梁苹说。

　为了获得家长的支持，项目小组增加了利用家长座谈会介绍项目、鼓励小学教师访谈家长、在课后收集学生反馈信息等内容，这些活动让教师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支持，消除了对学生谈性的心理障碍。同时，项目组还为老师们提供到昆明参加相关培训、共同编写教材的机会，开阔了老师们的视野，促进了他们观念的转变，使老师们从前期的被动参与转变为后来的主动投入。

　一名年轻女教师说：“当培训老师要求我们把性器官的名称和功能说出来时，我面红耳赤，有那么多男老师在场，我怎么也说不出来，这是我遇到的最尴尬的事。当时我就发誓，再也不参加这样的培训了。后来我又被安排去参加培训，从不愿意到很投入，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小时候缺乏性知识，当了老师都还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作为教师的责任感增强了。”

　这项小学性教育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教孩子们认识身体的隐私部位、分辨不同的身体接触、识别危险信号、如何预防性侵害、受侵害后的应对措施等，此外，还教孩子们了解谁能帮助我们、喜欢自己、尊重别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等内容。

　只有消除教师的心理障碍，性健康的知识才能传播

　但是，当老师们回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时，仍然遇到了阻力。一位老师说：“第一次在学校开展性教育后，住校男生在宿舍谈起遗精的话题时，曲解了课堂上讲的内容，被班主任听到，反映到校领导那里，领导因此取消了在六年级上性教育课。这使我产生了很大的挫折感，感到很失落。”

　大部分老师在开始上课时都感到难以启齿，他们首先选择了课程中“友谊和关系”、“自尊自爱”等内容开始讲，以此来回避跟性有关的内容。但学生们对此却很感兴趣，不断提问：“我从哪里来？”“艾滋病是性传播的，什么是性传播？”“小男生和小女生为什么不一样？”这时候，老师们才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于是他们都放开了讲，结果，学生反应很好。老师们还发现，由于这个课程提倡参与式教学方法，老师的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有了明显改变，师生关系得到了改善，师生之间交流隐私问题提高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了提高。

　一位老师说：“这些课程对农村小学生来说是必要和重要的，虽然学校有卫生保健课，但内容很少，主要集中在一般的生活常识上。”

　自从上了这个课以后，孩子们发现自己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知识。一个小学四年级的男孩说：“这半年，我发现表哥的声音变得沙哑、低沉，我非常奇怪，现在这个谜解开了。明年我也会像表哥一样，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说：“乳房长大后我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怪病，想问人又怕被别人笑话，平时不敢直起腰来走路，现在我不再害怕了。”另一个女孩说：“学习了‘识别危险信号’，我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应采取的措施。”

　“教孩子们识别危险信号、学会拒绝性侵害的技能很关键，这样他们才能避免受到伤害。”梁苹说，农村教育更依赖于学校教育，因此要达到这一目标，取决于学校和老师的态度与行动，因此，帮助当地小学教师增强和提高性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是这个项目的重点。老师们首先要克服自身的局限，坚信为学生提供有关性教育是每个教师的责任，我们的学生会因此获得更加美好的人生；同时要突破传统的约束，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向学生讲授有关性的知识和技能。

　“只有消除了教师的心理障碍，再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性健康知识的传播才能实现。”她说。

   编辑:小草、王芯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