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随着人民素质的提高和犯罪成本的上升，暴力犯罪的数量在逐年减少，但打架斗殴这类攻击行为依然是广泛存在的。另外，除了典型的身体攻击，“口吐芬芳”的言语攻击，“挑拨离间”的关系攻击以及在键盘前“指点江山”的网络攻击，也都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攻击行为产生时，你的情绪状态一般是怎样的？攻击实施后又是如何变化的？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把仇人的照片放在沙袋上打一顿宣泄一下，找个朋友去拳台上来一场“真人快打”，或者看着影视剧里的主角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杀掉仇人，一雪前耻。这些攻击行为似乎都能改善我们的情绪。直观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的确，愤怒等负性情绪会导致攻击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研究也表明，个体在负性情绪下会为了谋取情绪的改善而实施攻击行为(Bushman et al., 1999, 2001)。但攻击是不是真的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可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变量，可以同时增加或减少，而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在攻击领域中是较为常见的(Chester, 2017; Eadeh et al., 2017)。生活中“悲喜交加”、“苦乐参半”、“冰火两重天”等俗语也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现象。
研究发现，攻击确实能引发腹侧纹状体等奖赏系统的激活(Chester & Dewall, 2016)，使个体获得快感，但同时也会增加个体的负性情绪(Chester et al., 2019; Chester & DeWall, 2017; Carlsmith et al., 2008; Eadeh et al., 2017)。所以，我们常常在攻击之后仍有“不解气”的感觉，可能不是攻击力度不够，而是攻击可能压根不具备“解气”的功能，相反，会让你“越来越气”。
简言之，攻击对情绪的改善主要体现在增加积极情绪，而非减少消极情绪，甚至会使负面情绪进一步提升。对此，可能有以下几种解释：如果你是为了报复而攻击，那么很不幸，你在实施报复时，曾经被他人伤害的记忆会被不断唤醒，负面情绪会不断被诱发；另一方面，对法律的惩罚、道德的谴责、被害人的报复等后果的担心，也会诱发恐惧、后悔、自责等负面情绪（尤其当你实施的是没事找事的主动性攻击时）。此外，通过攻击调节情绪的代价可能还体现在时间和持续性上。Chester等人（2019）的研究表明，具有高施虐人格（通过伤害他人获取快感的一种倾向）的个体报告自己在攻击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积极情绪，而没有体验到更多负性情绪；但攻击后却没有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反而有较高的消极情绪。换言之，痛快是一时的，痛苦却是持久的。再通俗一点就是“攻击一时爽，事后XXX”。这与警察蜀黍的善意提醒不谋而合。
事实上，许多具有非适应性的行为都具有类似的特点。熬夜、暴饮暴食、酗酒甚至吸毒都能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快感，却在事后给我们带来更深的痛苦。Chester和Dewall (2017)甚至提出，攻击在一定程度上与成瘾行为存在着相似性。
以往的研究基本是在大学生群体中展开的，攻击这种带有反社会倾向的行为在大学生中并不典型, 通过攻击获得愉悦的做法在大学生中也并不普遍, 这些现象有待于在高攻击性人群中做进一步验证(Chester et al., 2019)。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具有反社会人格倾向的个体，例如暴力犯罪者，存在着低共情，缺乏懊悔之心，对惩罚信息不敏感以及对于奖赏信息有注意偏向等特点(Raine, 2018)。因此，他们更可能通过伤害他人获取快感而无视伴随着的负性情绪。
我们以暴力犯为被试，通过自评问卷和反应时竞争范式，对暴力犯的攻击行为，及攻击前、后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进行了测量，其中，攻击被分为了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结果显示，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均会被当作其调节情绪的手段。从攻击的结果来看，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均与攻击大小呈正相关，即攻击伴随着被试积极情绪的提升。而负性情绪的结果则相对复杂，即使是冷酷无情的暴力犯，在实施了主动性攻击后，其负性情绪依然会提升，且攻击大小与负性情绪的升高呈正相关。与之相反，暴力犯在实施了反应性攻击后，负性情绪不仅不会提升，反而会降低，且攻击越高，降低的幅度越大。这与以往以正常人为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Carlsmith et al., 2008; Eadeh et al., 2017）。这可能是由于暴力犯具有较高的道德推脱(Kiriakidis, 2008)和攻击信念(关慕桢 等, 2010), 他们倾向于认为给施加挑衅的人一些教训是合理的, 被报复者是“罪有应得”, 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非适应性的,因而不会伴随负性情绪的产生。攻击带来的快感使得攻击行为得到强化，攻击行为的产生频率不断增加，使个体形成了高攻击的行为模式。攻击行为的社会非适应性及其带来的负面情绪可能会阻止攻击行为的产生。但暴力犯在情绪和认知方面的特点，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寻求攻击的快感而无视负面体验，这为他们较高的攻击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上述现象为攻击行为的治疗和干预提供了一些启示。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被试被告知攻击不会改善情绪, 而是让情绪变差, 即使处于负性情绪下，其攻击行为也会显著减少(Bushman et al., 2001)。因此，应当向公众强调攻击对情绪的负面作用，减少对攻击快感的宣传。
另外，詹鋆等(2020)研究者指出，大众十分青睐的宣泄疗法是具有一定潜在危害性的，不仅不能降低愤怒，反而可能提升个体的攻击性，应当谨慎使用。一位匿名的审稿人专家将宣泄疗法类比于戒毒中的“美沙酮”疗法，只有在个体的情绪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万不得已时才进行使用，而不能将其作为一种常规的情绪治疗手段。正确的做法是，提升个体对情绪的调节能力，引导其习得一些合理的情绪调节方法, 防止“破防”。
例如进行正念冥想，或依据消极状态缓解模型，引导个体通过亲社会行为消除负面情绪。
詹鋆,徐宏飞, 任俊, 罗劲. (2020). 心理宣泄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宣泄的心理干预效果及潜在危害. 心理科学进展, 28(1), 22–32.
Bushman,B. J., Baumeister, R. F., & Phillips, C. M. (2001). Do people aggress to improve their mood? Catharsis beliefs, affect regulation opportunity, and aggressive respon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1), 17–32.
Bushman, B. J., Baumeister, R. F., & Stack, A. D. (1999). Catharsis, aggression, and persuasive influence: Self-fulfilling or self-defeating prophec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6(3), 367–376.
Carlsmith, K. M., Wilson, T. D., & Gilbert, D. T. (2008). 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95(6), 1316–1324.
Chester, D. S. (2017). The role of positive affect in aggress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4), 366–370.
Chester, D. S., & DeWall, C. N. (2017). Combating the sting of rejection with the pleasureof revenge: A new look at how emotion shapes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2(3), 413–430.
Chester, D. S., & DeWall, C. N. (2016). The pleasure of revenge: Retaliatory aggression arises from a neural imbalance toward reward.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1(7), 1173–1182.
Chester, D. S., DeWall, C. N., & Enjaian, B. (2019). Sadism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flicting pain to feel pleasure.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8), 1252–1268.
Eadeh, F. R., Peak, S. A., & Lambert, A. J. (2017). The bittersweet taste of revenge: On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retali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8, 27–39.
Kiriakidis, S. P. (2008). Moral disengagement: Relation to delinquency and independence fromindices of social dysfun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2(5), 571–583.
Raine, A. (2018). Antisocial personality as a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4, 259–289.
本推文对应论文（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下载全文PDF）：
刘宇平, 周冰涛, 杨波. (2022). 情绪如何引发暴力犯的攻击?基于情绪调节理论的解释. 心理学报, 54 (3), 27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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