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对构成性骚扰的5种具体形式作出界定：“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并对性骚扰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这种界定立即引来了许多质疑。有专家称，构成性骚扰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是受体的主观感受，而上海的界定只有客观表述而无主观规定，缺乏操作性；有人称很难分辨“公共汽车上故意紧贴对方”中的“故意”……法谚云：法律中每一个定义都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例外就可以推翻它———上海界定性骚扰遭遇如此多质疑表现出这种“定义危险”。

在目前的认知水平下想在法律中明确界定性骚扰是一种立法盲动。首先，学术界对性骚扰概念、构成和举证等方面的分歧还非常大，对界定缺少基本的共识，而一般立法都是滞后的，应等到法学精英形成基本的共识后才能上升到立法层面；其次，社会对性骚扰的认知还处于混沌状态；最后，从北京到武汉再到重庆，好几起性骚扰案原告败诉的司法实践表明，界定性骚扰还有许多难以跨越的法律鸿沟———这一切说明目前我们还缺乏足够的智慧对性骚扰作出界定，不能依靠“严密的界定”禁止性骚扰，立法应有“定义是危险的”之谨慎和谦抑意识。

所有的法律定义都是危险的。立法者需要对一个事物非常了解，他能用精确的语言和严密的限定把“危险”限定在最细微的程度，比如法律对“受贿”“抢劫”的界定；如果缺乏足够的了解，认知水平还很低，定义隐含的危险就非常大。当下上海对性骚扰的界定就隐藏着许多“危险”：能说上司在办公室中那种色迷迷、直勾勾的“眼神挑逗”不是性骚扰？能说上海拥挤的公交车上不小心贴到了女性就是性骚扰？

在对一个事物认知能力还很低的条件下，立法者应力戒“严格界定”的诱惑，容忍法律以一种单纯的“禁止性规定”的方式存在，盲动地界定和定义只会让法律漏洞百出。其实对付性骚扰的方式不仅有法律一个途径，目前情况下应更多地诉诸道德手段。即使在法治相当健全的美国，打击性骚扰更多也并非依靠司法途径，而是依靠女权主义团体的力量保障妇女权益，依靠道德的力量。

(编辑:王锐)